在《章嘉国师乳必多吉传》这部藏文史料中，有关于清朝乾隆帝在处理朱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后的一个重要决策。乾隆帝曾打算彻底推行内地的督提体制，直接管理西藏，派驻总督和提督驻防，但这一决策在章嘉国师乳必多吉的劝阻下未能执行。乳必多吉劝告乾隆帝，最终决定恢复宗教僧主领导的甘丹颇章政权，以维持西藏的政治格局。
乾隆帝平定叛乱后，发现驻藏大臣的权力受限，他曾一度设想通过内地直省的督提体制来加强控制，这种制度有更强的行政效力。然而，章嘉国师认为这样做会干扰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因此建议恢复原有的政教合一体制，使宗教僧主继续掌握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的作者图官·却吉尼玛对于汉制改革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清朝引入的官僚制度和军队管理破坏了西藏的宗教信仰和佛事活动，阻碍了西藏的宗教发展。尽管他这种看法带有一定偏见，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的改变难度极大。
展开剩余72%再说到西藏的经济管理，清朝并未在西藏推行统一的税制。西藏的寺庙积累了大量财富，清朝派驻的钦差和少数军队在管理上有限。由于没有统一的税制，西藏并不需要向清廷上缴税款，这导致一些僧人和地方官员有了更强的独立自主意识。清朝后来引入了官僚等级制度，改造了原有的僧俗贵族体制。例如，1792年廓尔喀战役后，清朝开始在西藏推行品官等级制，这对西藏的近现代组织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朝的官僚制度设立了短期官职、官品晋升、集体负责等一系列新制度，这些改动可以看作是中国对西藏制度的改良。但需要指出的是，清朝并未完全放开对西藏贵族和宗教僧主的奖励和赐封，虽然对一些头衔如镇国公、辅国公等有所限制，但仍保持一定的制衡。宗教僧主和班禅额尔德尼家族的地位较高，但并未完全脱离官品体系。很多高官的职务实际上属于四品等级，仅少数能够获得三品头衔。这样的设置可以看作是清朝对驻藏大臣品衔与藏地僧俗官员之间的平衡考虑。
此外，乾隆帝在其对西藏宗教僧主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尽管初期皇帝对僧主的册封强调了宗教的领袖地位，但随着时间推移，乾隆帝逐渐将宗教僧主视为驻藏大臣的合作对象。而到嘉庆帝时，宗教僧主的地位已经发生转变，逐步成为驻藏大臣的管理对象，甚至嘉庆帝下令宗教僧主必须听从驻藏大臣的指示，涉及宗教事务的处理要尊奉大臣的意见。
从驻藏大臣的俸禄来看，乾隆初期驻藏大臣的月俸为160两银子，后期改为由原职单俸和养廉银合并发放。1760年以后，每年还增加了6千两的养廉银，尽管此数目随着时间有所调整，但总体来看，这一待遇相当丰厚。在《光绪大清会典》中，驻藏大臣的年俸为2060两银子，其他地方的驻防将军也有相对较高的待遇，表明驻藏大臣在财政上得到了充分保障。
另外，在商贸管理方面，乾隆帝要求驻藏大臣不能过于严格管理宗教僧主和商人。乾隆还规定，驻藏大臣的职责除了管理西藏政治，还包括监督与四川的商贸往来。驻藏大臣衙门设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与外界的商贸交流，尤其是在藏地与廓尔喀战役后的粮务管理上，四川和西藏的督抚共同参与了粮务的管理。
和珅的涉藏事务则更加复杂。和珅，原名善保，曾经担任过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等职务，是乾隆帝时期的权臣之一。和珅出身显赫，通过自己在仕途上的努力，逐步将家族推向了显要的位置。和珅在涉及西藏事务时，除了注重管理，还对外交事务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通过和珅的影响，西藏的政治局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通过这些改变，清朝逐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但始终未能完全改变西藏政教合一的传统格局，反而通过适当的制度改革与调整，维持了西藏社会的稳定与宗教的独立性。
发布于：天津市铁牛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